在1992年的时候，一位名叫陈占山的老刑警接到了一份到山西省曲沃县巡查的任务，那个时候我国的治安水平相较以往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社会上已经很少有危害社会治安的乱象发生，因此陈占山接到的这个巡查的任务，基本只需要走个流程就好。
陈占山很快便在曲沃县巡查完毕，他向公安机关上级提交了巡查报告以后，便准备回转，可就在这时候，陈占山突然得到了一个消息：曲沃县有一个外号“侯百万”的农民，他原本只是当地工厂一个领着微薄薪水的工人，可他竟毫无征兆地“暴富”了！
据说这个“侯百万”不知道做了什么生意，很短时间便突然便得了近百万元的“横财”，而他“侯百万”的名号也正由此而来。
事出反常必有妖，这条消息立刻便引起了老刑警陈占山的注意，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怎么会突然暴富身家百万呢？其中必然隐藏着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侯百万”的“发迹”
我们先来介绍介绍“侯百万”其人，他原名叫做侯林山，父母都是十分本分的农民。
侯林山的家中十分贫穷，有时候连温饱都成问题，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侯林山只上过几年学，再之后便辍学帮家里人干活了。
其实，侯林山原本便不是读书的材料，他在学校的时候便不爱学习，成绩也一直“挂红灯”，不仅如此，侯林山还经常在学校给家里惹一堆麻烦，比如他经常参与聚众斗殴，跟着学校里的“大哥”学着“混社会”等等，可以说，侯林山的父母和老师都为怎么教育这个顽劣的孩子操碎了心。
后来，侯林山由于家里经济条件以及学校方面劝退等原因，他的父母让他辍学回家帮家里干活，可已经野惯了的侯林山哪里肯回家，他跑到了当地的一家胶鞋厂当了一名员工，领着微薄的薪水混混日子。
在胶鞋厂做工的日子里，侯林山又认识了一些“社会朋友”，说是朋友，其实也就是一些鸡鸣狗盗之辈臭味相投而已，他时常跟着这些人去赌博、偷窃和抢劫，也因此隔三岔五就会进一回局子，久而久之，公安局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了这个人。
后来，侯林山也想着做一点正经营生，于是他辞去了胶鞋厂的工作，靠着几年积攒下来的一点钱，在曲沃县开了一间小旅馆。
可是，曲沃县地处穷乡僻壤，侯林山在这种地方开小旅馆根本赚不了几个钱，而且他开旅馆的本金也没多少，因此旅馆的环境便十分之差，这导致更没有人来住他的旅馆了。
可是，为什么侯林山之后能“暴富”呢？这也正是侯林山开这间破旅馆的“功劳”。
盗墓团伙终成黑恶势力
其实，侯林山的旅馆虽然正常的游客不会来住，但由于其旅馆偏僻且便宜的原因，有一伙特殊的人群便经常“光顾”他的旅馆，那便是盗墓贼。
盗墓贼会选择到各种可能有古墓的地方“敲墓”，曲沃县当时经济条件不景气，但其作为一代古城，地底下自然埋着数不胜数的珍贵文物，而这也吸引了许多盗墓团伙的光顾。
其实，以我们现在的视角看，曲沃县有着极其浓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价值，其是当时春秋五霸之一晋国的国都，曾在春秋时期繁盛一时，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我国对晋国前半段的历史还是一片空白，因此那时候的人们并不知道曲沃是原晋国国都这件事。
可是，曲沃县的前身虽在当时不为人所知，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却过了千年未减分毫，当时曲沃县许多农民经常便能在田地里、山里捡到文物，而这自然吸引来了许多盗墓贼贪婪的目光。
于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许多盗墓贼纷纷集聚在了曲沃县这个小县城，他们打算在这个小县城“大干一笔”，其中许多盗墓贼便在侯林山的小旅馆歇脚。
也正是从这些住店的盗墓贼口中，侯林山得知了关于盗墓的事，也从中得知了盗墓所能获得的巨大利益，那时候国内贩卖这些盗挖的文物已属于违法的灰色地带，但是，这些盗墓贼的时常很多时候并不在大陆内，而是香港、澳门、台湾甚至国外。
在国内这些文物通常卖不了太高的价格，还会被我国公安机关进行打压，可是在国外，这些盗掘的文物动辄便能卖出天价，因此当时盗墓贼十分猖獗，甚至有许多无业游民也对盗墓这个行业趋之若鹜。
原本便心术不正的侯林山在得知了盗墓所能获得的巨大利益之后，立刻便对盗墓来了极大的兴趣，住店的盗墓贼见侯林山起兴，便要拉他一起入伙，侯林山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盗墓贼，也加入了盗墓的行列之中。
在和盗墓团伙合流干了几票之后，侯林山很快便赚了几万元，要知道在当时，老百姓的正常收入一个月也就几十块钱，侯林山仅干了几次盗墓之后便赚了几万块，穷了大半辈子的他很快便沉溺其中了。
后来和他合伙的盗墓团伙离开了曲沃，侯林山便开始尝试着自己单干，他以他开的小旅馆为据点，尝试招揽“小弟”来扩大自己的盗墓团队，当时许多人见侯林山突然有了钱，也不管侯林山的钱来路正不正便去投奔他，侯林山的盗墓班子很快便扩大到了一定的规模。
在盗墓班子规模扩大以后，侯林山的盗墓团队更加肆无忌惮，他们疯狂盗掘曲沃县当地的古墓，并将盗墓所得的文物通过一定途径远销海外，仅两三年时间便赚得盆满钵满。
据资料记载，自1989年开始，侯林山及其手下的盗墓团伙，在落网前共曾陆续盗掘过曲沃县及其周边十几处古墓遗址，其中甚至还包括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淄博战国古墓群”，侯林山所盗掘的古墓其中不少在被盗掘后完全损毁，且经侯林山团队之手流出的珍贵文物数量更是不计其数，这对我国考古界造成的损失无可估量。
在侯林山“盗墓事业”的巅峰时期，其名下资产合计价值已逾百万，在那时候“身价百万”对普通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侯林山也正是因此才得到了“侯百万”的称号。
而暴富的侯林山哪懂得“低调做人”的道理，他有钱了之后非但不加以收敛，反而气焰更加嚣张了。
侯林山曾先后开了包括“新世界大酒店”、“新世界艺术学校”、“天马娱乐城”、“嵘泉浴池”等产业，以此一方面扩大自己的收入来源，一方面为自己盗墓所得披上合法外衣。
在做了这一手准备之后，侯林山又以重金贿赂当地各级官员以帮他“开路”，在侯林山的重金诱惑下，许多官员纷纷沦陷，成为了侯林山的保护伞。
再后来，侯林山的产业挣了更多钱之后，他的眼中已经完全看不见法律了，侯林山的盗墓团伙也一步步向着黑恶势力发展，他们开始公然藏匿多种枪支武器，甚至手中还有许多伪造的公安机关证件，已然成为了当地危害社会治安的一颗毒瘤。
而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老刑警陈占山，便是在1992年来曲沃县例行巡查的时候得到关于侯林山这些消息的，陈占山敏锐地察觉到这个侯林山的背景不对劲，于是便对其展开了彻查，果然从中查出了一桩又一桩大案。
于是在1994年的时候，山西临汾公安局第一次对侯林山进行正式抓捕行动，陈占山成功用一名原侯林山盗墓团伙成员为饵，将侯林山从藏匿地点引出并抓获，侯林山盗墓团伙也随着侯林山的被捕而群龙无首，最终也被公安机关成功捣毁。
晋候苏墓
在警方面前，平日里嚣张跋扈不可一世的侯林山老老实实向警方交代了他的犯罪事实，同时侯林山向警方承认，在他被捕的时候，他的盗墓团队正在盗掘一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
根据侯林山的供述，他们正在盗掘的古墓十分巨大，盗墓团队整整挖了一天一夜也没能挖到古墓的墓室，这条消息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他们将此事迅速报告给了是山西省文物局。
关于侯林山正在盗掘的古墓的消息传到文物局后，立即在文物局引起了轩然大波，侯林山犯罪团伙挖了一天一夜也没能挖到古墓的墓室，足见这座古墓规模之大。
文物局立刻召集了大批考古专家商议对策，许多专家纷纷建议对侯林山盗掘的这座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
于是，考古专家们组建成了一支考古团队，来到了侯林山供述的掘墓地点——曲沃县城外十几公里处的北赵村，果然在此发现了一座被盗墓团伙盗掘了一半的巨大古墓群。
专家学者经过考察发现，这些古墓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其中蕴含着的考古价值无可估量，不仅如此，在这座巨大古墓群的第八号坑中，考古学家们惊喜地发现了春秋时期晋国第八代国军晋候苏的墓坑，这巨大发现或将填补我国对晋国早期历史的空白。
可就在专家对晋候苏墓进行发掘的时候，考古队却在墓坑中发现了许多木炭的痕迹，专家们看到这些木炭，心底一下子凉了半截，
不禁扼腕叹息：来晚了，来晚了。
原来，晋侯苏的墓是一座“积石积炭墓”，而那些木炭则是西周木炭，原本只存在于墓内，并不应该存在于墓穴外，可既然在墓穴外发现了这些木炭的痕迹，这意味着这座晋候墓可能已经被盗掘过，或许其内已经什么都不剩下了…
原本意图染指其中珍贵文物的侯林山盗墓团队已经被捣毁，那又是谁来盗掘了这座古墓呢？专家学者一时想不通，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对晋候苏墓进行发掘。
经发掘确认，这座晋候苏墓确实已经被盗过了，但其中依然还有许多文物留了下来，考古专家从中出土了48辆晋国战车，以及105匹战马骨骸，还从中出土了许多珍贵的青铜器、玉器等。
后来，考古学家随着发掘的深入，还在晋候墓中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墓室，考古队从中发现了两个青铜编钟，编钟上海刻着铭文，象征着其历史之深远、价值之珍贵。
可我们知道，编钟一般都是成套被发掘出来的，绝不会只剩下两个，这意味着其他大部分编钟已经被盗墓团队盗走了，这成为了考古专家们心头一件十分遗憾的事。
这次对晋国墓葬群的抢救性发掘，对我国考古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这些出土文物能够看出昔日晋国之强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晋国在成为春秋五霸之前的历史空白。
可就在专家学者们准备进行晋候墓考古的收尾工作时，上海市博物馆馆长马承源突然给在曲沃县进行考古工作的考古队负责人打了个电话，询问晋候苏墓的发掘进城以及考古团队发掘出的两个编钟的事。
原来，在同一时间，香港大学的教授给上海市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带来了消息，香港有家拍卖行要拍卖一整套共十四件青铜编钟，这些编钟上铭刻了足有上百个铭文，其价值极高，因而港大的教授希望马承源先生亲自到香港去了解一下情况。
这套编钟拍卖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便吸引了许多方的目光，如日本、台湾、韩国的收藏家都表示对这套编钟很感兴趣，但却都迟迟没有购买。
为什么很多人对这套编钟感兴趣，但却没有人愿意买下它呢？原因很简单，在当时许多考古专家的认知里，春秋时期的编钟，其上的铭文大多是铸出来的， 但香港拍卖行拍卖的这套编钟，其上的铭文竟是雕刻而成，因此许多人怀疑这是赝品。
当时冶炼钢铁的技术还没有产生，因此不可能有能够雕刻青铜器的东西，这是许多人的固有认知。
可根据这套编钟的制作材料、工艺等方面来看，这套编钟又是十足十的真品，因此对这套编钟是否是真品的讨论一直众说纷纭，也没有专业人士能给出一个正确的决断。
马承源先生接受了港大教授的邀请来到香港，到港后他直奔那家拍卖行，迫不及待想一睹这套编钟的全貌，这么一套铭刻几百字铭文的编钟价值之高根本无需多言，若真是真品的话，绝不能让其流落海外。
可就在马承源看了编钟的第一眼，他便当即拍板：上海博物馆会将整套编钟直接买下，并要求博物馆方面不要再将这套编钟进行公开展示！
马承源的决定令当时所有人都惊掉了眼睛，人们不敢相信在考古界赫赫有名的上海博物馆馆长会如此“武断”地买下一整套真假未明的编钟，一时间，马承源代表上海博物馆买下编钟的消息被推上了舆论的焦点，马承源也因此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其实，马承源买下这套编钟的决定，确实是一场“豪赌”，他初看编钟的第一眼便认定这是真品，但为什么其上的铭文会有雕刻痕迹呢？这是否代表着另一种可能呢…
刚好同一时间，曲沃县考古团队从晋候苏墓中发掘出了两个带有铭文的编钟，其上的铭文也具有雕刻的痕迹，且其制式和香港拍卖行拍卖的编钟完全一致了，于是马承源先生立马联系了曲沃县的考古团队，并对两边的编钟进行比对。
比对的结果十分惊人：原来晋候苏墓出土的两件编钟与马承源代表上海博物馆买下的十四件编钟是同一套十六件青铜编钟，其上篆刻的铭文从内容上可以完全串联起来，这完全证明了马承源先生所购得的那套编钟是真品！
而其中更重要的发现是，马承源先生以此成功证明了铁器早在春秋时期便已在我国出现，冶铁的历史也因此被前推了五百年！
如今，马承源先生所购得的十四件编钟正珍藏于上海市博物馆，在晋候苏墓发掘出的两件编钟则珍藏于陕西博物馆，如今这些编钟已成为了两馆的镇馆之宝，正是由于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我国早期许多历史空白才得以得道填补，这十六件编钟是全中国人马共同的财富，其价值已无法用金钱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