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25日，桂林警方在“清网行动”中，在市民的举报下，桂林警方控制住了一个常年混迹于游戏厅、无正当职业的男子。后经网上对比后，桂林警方最终确认，该男子就是被通缉了18年的在逃犯罪嫌疑人——贾小明。
18年前，中央高层曾下令跨国追捕的逃犯，被桂林警方抓获。此事一经报道，便将1993年发生的惊动中外——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重新拉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为了更好地了解整个事件，笔者有必要讲述一下事件发生的前提、背景。
说到这里，就必须先介绍一下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一类人——“倒爷”（改革初期一种特殊的职业）。
1979年，国家实行原材料价格改革后，出现了“价格双轨制”——国家统一分配价格、市场自身调节价格。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市场自身调节的价格会比国家统一分配的价格，高出一到两倍。这之间的差价让一些人发现了商机，就是那些“倒爷”。
比如倒卖木材：在湖南卖木材至多200—300元一立方米；要是运到浙江卖，那就是700—800元一立方米，就更别说，一台有两个喇叭的录音机了，销量极好！其实，有不少人用一层铁丝网包住两个木头盒子，骗人说这是录音机，还真卖出去了不少。
如果读者们能去那时候的火车上，看一看，
准会被挤惨了，都是“倒爷们”和他们的麻包。好不容易逮着个座，就坐下，不会有人来赶你说：
你怎么坐我的座？大家伙都是这样做的，谁乐意背着自己的麻袋到处跑。
再说了，何必为了这个座位，在车厢里挤来挤去的，还是看好自己的麻袋最重要。
20世纪80年代末，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再度出手，控制流通体系和产品价格调控体系。“倒爷们”又把目光瞅准了海南省的房地产，利用自己之前赚的钱，开始在海南倒卖地皮，直到后来，价格双轨制消失后，“倒爷”也遁入了历史长河消失不见了。
那么，中俄国际列车又是什么？倒爷们在这趟列车上又干了哪些事？
它是从1960年开始运行的，是新中国开通的第一条连接、途经三国（中国、蒙古国、俄罗斯）、全长七千多公里的列车。K3次国际列车从北京出发、途经乌兰巴托，最终抵达莫斯科，每周开一次，去一趟需要运行6天6夜。
这趟K3次国际列车，因此被称为“中华第一车”。
这趟车一直不温不火，鉴于当时的中苏关系，想坐这趟车不仅需要护照，还得有单位开的介绍信：说清楚你去的目的、要做什么、什么时候回去等等。直到有一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俄贸易重新活络起来了，K3次列车顿时变得忙碌起来。
我们都知道，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导致俄罗斯重工业发达、但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发展比较薄弱，基础生活物资较少。苏联对生活物资的迫切需求，让“倒爷”们的头脑飞速运转起来了——去苏联（俄罗斯）卖东西！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中俄两国贸易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的。
中国与苏联（俄罗斯）接壤，1980年的中俄边境贸易，在黑龙江等边境省份可是十分热闹的：一个暖水壶换一辆摩托车，一车西瓜换一辆淘汰的大卡车那都是小事。
随着中俄关系不断升温，国际“倒爷”们就开始大包小包地乘坐K3次国际列车，去俄罗斯卖东西。那火车的每一节车厢都被“倒爷”们的货物塞得满满当当的，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阳光都别想从窗子照进车厢。要不是还得睡觉，只怕“倒爷”们连铺位都会堆满货物。
“倒爷”们的货物，在俄罗斯境内的每个小站都出奇地好卖：
皮夹克、羽绒服等货物被等在站台上的俄罗斯人，一抢而空。
生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虽然路上辛苦了点，但回报是不少的：
一件进价100多的皮夹克转手到俄罗斯，就能卖到600—700元，翻了好几番！
听起来，多好！要是咱们也能生活在那个时代，奋斗那么几年，准能成个大富翁，腰缠万贯！可是，这条民间贸易路线却处处充满了汗水和血水。毫不夸张地说，K3次国际列车经过的每一个小站都充满了躁动和恐惧。
“倒爷”们的财富积累极快，少部分人迷上了赌博，差点连裤子都输掉了：
卖什么货啊，直接抢他们手里的钱不就好了，还不用自己来回颠簸。
有些人开始合伙，对来俄罗斯卖东西的南方商人下手。1993年1月6日，朱兴金、邵迅等人持刀具闯入上海马某的住处，抢走了不少金项链、金戒指以及1.4万美元。
他们尝到甜头之后，抢劫的“倒爷”们就发展到抢劫列车上的人了。于是，就出现了1993年的“3·10特大轮奸案”、“4·26特大抢劫强奸案”等特大刑事案件，就连那些莫斯科的中国人聚居地，他们出入也像是自己家一样，将来莫斯科的旅客玩弄于股掌之中。
他们为了“赚”更多的钱，开始威逼利诱商人给自己当眼线，了解国内大商人的情况，在列车上跟踪盯梢那些猎物，将其骗至偏僻之处勒索；商人肯给钱还好说，要是不给钱就完了，性命堪忧。有资料显示
：这类恶性案件在1992年就有23起。
1993年5月26日，有一趟K3次列车从北京出发了，“倒爷”们倒在铺位上呼呼大睡，他们不知道这趟列车通往了地狱之门。
在这六天六夜的旅途中，K3次国际列车先后遭到3伙匪徒洗劫，多人被打伤，多名妇女惨遭蹂躏数天，此事成了很多人的心理阴影。
列车一到站，多名受害者立即跑到我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报案，“中俄列车大劫案”惊动世界。其实，在那之前，就有不少中国商人向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反映自己遭遇抢劫一事。
甚至某国外交使团乘坐中俄国际列车，在来访俄罗斯的途中也遭遇了抢劫。只是不知是何原因，警方一直没采取行动，也没有任何回应。
大使馆的密函送至中央，中俄列车惨遭匪徒洗劫奸辱数天，中央高层下令：
此事简直令人发指，立刻组织人员处理此事，跨国追捕逃犯，严肃处理此事以平民愤！
1993年6月4日，公安部接到中央首长特批的密函，立刻展开行动：召开了紧急部长办公会议，一边派民警去返回的列车上搜集证据，一边和铁道部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共同组成了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专案组。
对此事深感抱歉的俄罗斯警方与中国公安部刑侦局、铁道部公安局组成了中俄构架列车专案组。
6月7日，“3·10特大轮奸案”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吴宝顺被抓获。以此人为突破口，专案组不仅抓住了另一个犯罪嫌疑人刘金鹏，还初步摸清在中俄国际列车上的两个主要作案团伙，根据情报抓住了不少犯罪分子。
6月14日，秦之彤、杨珍春四人落网；也就是这一天下午，黄亚军、董振江落网。6月18日，张距，落网。6月21日，林宝刚落网。6月26日，牛勇利、张明忠落网。6月27日，朱兴金团伙的主犯之一袁凌落网。6月29日，徐刚落网……
同时，国内这边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行动，俄罗斯的犯罪嫌疑人也得到处理。
6月9日，程亚力带领无枪的秘密抓捕小组登上了K3次国际列车。6月10日，以姜战林为首的六人小组坐飞机前往俄罗斯，经过不懈交谈，终于让俄警方松口，参与了“5·26”抢劫案犯罪嫌疑人的审讯。
姜战林一出马，原先打哈哈的马继强立刻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6月14日，赵金华在吃饱喝足后，也交代了“5·26”抢劫案的同伙，不过，这个女人也是狡诈，在交代同伙的同时，还不忘把自己摘了出来。她难道是觉得警方会相信？真是太天真了。
程亚力则通过牛顿的情人抓住了牛顿（
注意，此牛顿不是物理学之父那个牛顿
），洪晓强也成功被几人抓住
。
8月30日，在某中国商人的密报下，程亚力和秘密抓捕小组成功抓住了苗炳林、张宝胜、霍跃武几人。为了避免引起外交事件，小组连大使馆都没敢回，在公安部、铁道部和外交部的默许下，三人被秘密押解回国，一路的心惊胆战那更是不用说了。
1994年4月，在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注视下，北京市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审理“国列”系列抢劫案。
北京市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在编的76人，全部投入战斗，分别加入了警卫组、押解组、后勤组、影像组、信息组、接待受害者组……时间有限，取证困难、人手少、报案者少，这些都是当年的干警必须面对的困难。
为了保护受害者的利益，为受难者讨回公道，76个人没一个抱怨的。
在几个月的前期准备中，审判人员们一共翻阅了75册预审卷宗，在炎炎夏日，审判人员们在狭小的办公室里，撰写了42万字阅卷笔录，接待律师、被告人家属超过500人次，不断补充证据，提押了案犯260人次，累计加了四千多个小时的班。
在为期11天的开庭审理中，全员行动，在其余警力的帮助下，成功地保证了几十个被关押在不同地方的犯罪嫌疑人，能够准时到庭接受法官审讯；
进行了近千次的调查，撰写了近15万字的庭审笔录，最终确定了76册审判卷宗。
1994年10月，北京市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对被捕的62名案犯作出一审判决：有31人被处以无期徒刑乃至死刑，有14人被判处至少十年的有期徒刑，其余人员因不同罪名被判以不同刑罚。
惊动世界的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到此也算告一段落了，但还没有结束。
当年的案件涉及多个犯罪团伙，警方也没能抓捕全部犯罪嫌疑人，有个别漏网之鱼逍遥法外，公安局一直没放松过对他们的追捕，不仅发布了通缉令，还将犯罪嫌疑人资料上传至信息库，以供全国警方共享。
1993年，中国警方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正式发出红色通缉令，全球通缉宗立勇。7月17日，北京市检察院对北京铁路运输分院正式发出追捕令，追捕邵迅。
我们常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敢到处抛头露面的罪犯呆久了，迟早会露出马脚。这不，好消息来了。
1999年10月，在逃犯罪嫌疑人白慧钧、钟继泉在乌克兰被捕，后被遣返回国。2006年，曹宏被北京警方抓捕。2007年，藏匿于上海某民宅的张闻敏被成功抓捕。
2011年6月25日，进行“清网行动”的桂林警方接到举报，逮住了逍遥法外18年的主犯贾小明。
2011年7月22日，外号“东城老七”的宗立勇，在首都机场企图坐飞机去澳门，在出境口被民警发现了异常——护照名字与出境卡名字不符。宗立勇干得最蠢的一件事就是出境卡上写的是自己的真实姓名，怎么了，你当检查人员眼瞎了？还是你就这么相信边检民警发现不了你是个逃犯？
民警短暂与宗立勇交谈一番，立刻将其带到值班室，用系统调查，发现“宗立勇，系公安部通缉犯”，立刻逮捕了此人。
2011年8月28日，著名富商邵迅（当时化名“林永海”）在出席某公益活动时，被警方当场带走。
2012年，北京铁中院审理犯罪嫌疑人贾小明、邵迅。邵迅的代理辩护律师向法官求情：
邵迅每年都会给贫困山区捐款，资助公益事业，08年汶川地震时又托朋友陆续捐出了上百万元，希望能从轻量刑。
法院最终宣判：
判处贾小明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邵迅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些团伙敢在国际列车上犯案？说到这，就不得不了解一下国际列车的刑事管辖权。
我国刑法第六条规定：
“凡是……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以外的，都适用本法，凡是在……船舶或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
但偏偏就没有对国际列车有什么详细规定，这就导致国际列车的犯罪管辖权不明了，在哪里犯罪的？犯罪者国籍？到底是谁可以负责？一切都没有定论。
当时，按照规定，负责在火车上执勤的我国警方，在边境就下车了，而俄罗斯又未曾派警察上火车接替安防，导致这中间出现了长达几天的空隙，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按照规定，如果途中发生什么事，就必须由离得最近（停靠之后）的车站负责处理。可是，当时大家都怕他们会再来报复，只能闭口不言。久而久之，沿途的警察就不愿意再管了。反正也没人会站出来指认。
于是，悲剧就这样酿成了。
1993年发生的中俄列车大劫案，影响恶劣，对百姓生命安全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声誉。所幸我国警方行动迅速，与俄罗斯警方联手，打击犯罪团伙，追捕犯罪嫌疑人，让每一个做过坏事的人都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刀有双刃，事有两面——也正是由于此事件的发生，才能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司法制度，尤其是警察跨境合作和国际列车犯罪的司法管辖。
还有一点，千万不要交友不慎！
这些案犯中有不少都是被“朋友”拖下水的，比如，只是想好好卖东西的邵迅被“朋友”徐刚设局上了贼船、被人设圈套诱惑的牛顿（注意，此牛顿不是物理学之父那个牛顿）、黄亚军、张庆珠等人，等他们发现铸成大错、想悔改时已经晚了。
因此，笔者告慰大家，一定要慎重择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合伙做生意、干事业时，一定要走合法的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