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图|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创始人邓朴方（右）、王鲁光（左）
1972年12月26日，王鲁光因车祸住进了
三○一医院。
在医院里面，遇到了同样因伤残而住院的邓朴方，彼此接触得越来越多，因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有一次，王鲁光带着邓朴方一起去看望父亲。
王树声将军1973年被查出患有食道癌，也住在
三○一医院。
看着眼前这两个青年才俊，原本有着大好前程的他们，却因为一些意外导致终身的伤残，王树声不禁有些痛心。
看着郁郁寡欢的王鲁光、意志消沉的邓朴方，王树声说了一句话：
“你们还年轻，还应该做点事情。”
当天晚上回去以后，两个年轻人都失眠了，在身体近乎支离破碎的情况下，自己到底还能干些什么呢？
突如其来的灾祸
邓朴方、王鲁光都是同时代里面少有的天赋异禀的孩子。
邓朴方是邓小平与卓琳的长子，据说在一开始的时候，邓小平打算为儿子取名为“太行”，以纪念太行山抗日战争，卓琳不喜欢这个名字，两人吵来吵去，最后交给了129师师长刘伯承定夺。
“我看孩子生的朴实方正，不如就叫朴方，好不好。”
刘伯承大手一挥，就为孩子取了名字，邓小平夫妇都喜欢这个名字。
图|1945年邓小平和长子邓朴方合影
不过要说起来，刘帅早两年出身的长子就是取名为“太行”，已经抢占了先机，好在“朴方”这个名字取得不错，皆大欢喜。
邓朴方少年高才，建国后学习成绩很出众，1962年，18岁的邓朴方以每门功课90分以上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
不仅如此，邓朴方少年时还喜欢体育运动，身体十分健康，在学校学习期间，因功课出众而享有很高的声望。
1965年，邓朴方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过很快，突如其来的灾祸降临到了他身上，即便是邓小平事先已经有所预感，但依然没有想到，自己儿子将来会承受怎样的命运。
在那场特殊的劫难里，邓朴方也遭到了莫名的针对，他也反抗过，可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翻越窗户从4楼逃出时，不慎摔下去，导致脊椎骨严重受伤。
因为当年那特殊的环境下，邓朴方耽误了治疗，在积水潭医院检查时，邓朴方的病症是：
第1腰椎、第12胸椎骨折，双下肢截瘫。
邓小平回到北京以后，立即给周总理写信：请求给邓朴方治病。
1972年4月，周总理亲自批示：
“邓朴方的病，还是请三○一医院治。”
三○一医院是当时全北京最好的医院，邓朴方在妹妹邓榕的陪同下住了进去，在钱信忠大夫的主持下，上海骨科专家以及三○一医院骨科专家进行了会诊。
图|1945年邓小平，卓琳怀抱他们的孩子邓朴方、邓林在河北
经过手术诊疗发现，邓朴方的脊椎和腰椎骨折严重，胸骨第十二节到第六节之间的脊髓纤维化坏死，这就导致了原本截瘫只是到大腿，结果却上升到了胸口。
而且，当时有医生认为，如果在受伤的当年就进行治疗的话，截瘫是可以控制在大腿以下的。
由于长期骨折造成了血肿，血液沿脊椎腔向上蔓延，并长期压迫脊髓，那段脊椎已无法复原。
也就是说，邓朴方今后将永远无法再站起来。
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实在是个噩耗。
可很快另外一个不幸的年轻人也被送到三○一医院，这个人就是王鲁光。
王鲁光比邓朴方要小两岁。
王树声大将一生有三子一女，其中王鲁光是长子，要说起来，王树声的夫人杨炬在怀着这个孩子的时候，是不想要的，理由也很简单：战事紧张
1946年6月，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包围中原解放区，正是生死存亡之际，党中央下令中原解放区的部队准备突围。
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候，这个孩子还真是来的不凑巧。
图|王树声与夫人杨炬
杨炬一开始让医生给他送打胎药服用，可王树声的警卫员认为，将军年纪大了，好不容易有了个孩子，不能再没了，于是悄悄将药给换了。
就这么着，杨炬挺着大肚子突出重围，由于身躯庞大，部队突围速度大受影响，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将杨炬化妆成一个国民党军军官的太太，经由地下党同志护送到山东临沂。
1946年11月2日，杨炬生下了孩子，欣喜若狂的王树声当即为孩子取名，因为是出生在山东，所以取名为“鲁光”。
王鲁光作为长子，平日里一直深受父亲的严格教育。王鲁光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下长大。
王树声调任总军械部部长后，希望儿子以后也能走上武器研究的道路，于是王鲁光一心一意的想要考上哈军工，后来打听到，武器装备研究最好的还是在清华，于是王鲁光又改变了目标，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王鲁光顺利的考上了清华大学。
1970年，王鲁光毕业以后，便进入到一家研究所工作，不久之后又进入空军部队锻炼。不仅如此，王鲁光还收获了爱情，经过一段时间相处，两人决定于1972年年底举行婚礼。
原本有着远大前程的王鲁光，被突如其来的灾祸打断了。
图|王树声,杨炬夫妇与子女合影(后排中为王鲁光)
1972年12月26日清晨，因为寒冷的关系，空中不仅弥漫着一层薄雾，地面上也结了一层冰。
王鲁光出门时，因脱掉手套给门卫看通行证，推车出门时，手套又掉在了地上，王鲁光弯腰去捡，这时一辆失控的电车飞驰而过，一下子将他撞到了。
王鲁光受伤后，很快就被送到了三○一医院，经医生诊断为：第四至五节胸椎错位合并完全性截瘫。
也就是说，王鲁光这一生将离不开轮椅。而这一年的他才年仅26岁。
作为家里的长子，王树声对王鲁光是寄予无限希望的，得知消息以后，王树声迅速赶往医院，不住的安慰儿子。
只是这样一个灾难，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是残酷的打击。
“鲁光这孩子，命苦啊。”
即便如此，王鲁光打碎了牙也只能往肚里咽，原本还有4天就要结婚的他，果断退婚。
“我们家倒霉透了。”
王鲁光的所有信心、抱负，全在这一瞬间没有了。
即便如此，王树声还关心着那个肇事司机，那个肇事司机得知自己将国防部副部长的儿子撞进了抢救室，吓得不知所措，至于司机的父母也是每天以泪洗面，不知道自己儿子会怎么样。
图|王树声
王树声劝自己的儿子：
“这个时候，要想想我们是干部家庭，对人对事都要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这位司机也是贫苦百姓出身，他父母将他抚育长大不容易，可不能因为这件事再让另一个家庭也陷入到悲剧中。”
听说那名司机害怕的连饭也吃不下，王树声对前来看望的车队领导说：
“
”
人生的转折点
邓朴方、王鲁光都遭遇到了人生最大的危机。
在医院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邓朴方和王鲁光之间反倒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相比起来，邓朴方的心态要平和许多，毕竟他受伤最早，而且经历了如此多年的磨难，把邓朴方的心境早已经磨炼出来。
早在1971年夏，邓朴方就到了江西和父母团圆。
为了调节儿子的心情，邓小平将原来从北京带来的，家里的藏书都放在了邓朴方的床头，有《资治通鉴》、《史记》，闲暇时也听广播，作为一个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邓朴方对无线电以及各种电机等十分感兴趣。
邓小平考虑，让儿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于是他找到了修造厂车间主任陶师傅询问：“厂里有没有电机方面的工作？”
寻常邓小平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在一边干活，也不说话，这一次难得为儿子开口。
图|邓朴方与邓小平在江西
虽然没有找到相关的工作，可对邓朴方来说，却是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
后来到北京
三○一医院住院后，邓朴方时常为病友、护士、医生修理收音机、电视，后来利用这些配件，邓朴方还在病床上自己组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
“我是搞物理的，对这些技术很感兴趣。”
虽然这不能算是人生的新希望，但至少还算是有事可做。不仅如此，邓朴方还和在医院的一些病友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邓朴方他们还时常凑写钱买点白酒喝喝 。
王鲁光住院以后，一开始的情绪并不算是有多好，毕竟一场天大的灾祸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他都不会有好的心情，而且王鲁光整个人意志都有些消沉，即便是又父亲百般的劝慰，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以前的信心。
邓朴方与王鲁光相熟以后，两人时常在一起。1973年王树声将军因食道癌住院后，两人经常结伴去探望。
图|王树声将军旧照
有一次，王树声将军弥留之际，硬生生的支撑着身躯坐了起来，看着眼前两个饱经磨难的年轻人，王树声勉励道：
“你们还年轻，还应该做点事情。”
邓朴方、王鲁光当夜就失眠了，以两人残缺的躯体，又能够为国家做什么事情呢？
1974年1月7日，王树声将军病故。
为了不让父亲在天之灵失望，王鲁光也开始积极面对新的生活，他始终记得父亲临终前的教诲：
“党培养了你这么多年，你总要去做点事，做点己所能及的事。”
与此同时，邓朴方提出来一个新的构想，那就是建立一个残疾人康复中心。
图|王树声夫妇与子女合影
王鲁光等一大批身残志坚的病友听说以后，都对这个想法表示赞同，甚至几人还打算，等到出院以后一起去见民政部和卫生部的部长。
不过这件事情后来还是耽搁了许多年。
主要原因在于，邓朴方的病情又出现了反复。
“残疾人的福利工作，应该推广到全国各个角落。”
1977年春，邓朴方出院。
一开始邓朴方的身体并没有出现很严重的问题，这一时期邓朴方帮助兄弟姐妹带孩子，一面帮助弟弟报考研究生。邓朴方每天下午还要参加北京无线电三厂的义务劳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邓朴方的个人生活能力明显提高，甚至还能从沙发上挪到椅子上去放东西。
原本身体情况大有好转，没想到的是，1979年年初的一天，常年照顾他的护士李大姐发现，邓朴方的背部鼓起了一个大包。
可邓朴方自己却没什么感觉，只是在翻身的时候，会听到身体里面的脊椎骨“嘎嘎”作响。
图|联大主席向邓朴方颁发"联合国人权奖"
察觉情况不妙的家人赶紧把邓朴方送到医院去，结果发现，是邓朴方的脊椎骨再次骨折。
虽然邓朴方自己没有感觉，这种骨折的情况非常危险，一旦骨折刺破刺破了脊椎两旁的动脉，就会引发内出血，如果刺破出体外，就有可能感染脑炎，以当时中国的医疗条件，对这种情况尚无任何治疗的手段。
邓朴方也很无奈，他除了能更坚强地面对外，实在是想不到还有其他好办法。
据当年曾为邓朴方检查的马昆医生称， 他的脊椎骨已经完全没有了支撑作用，但可以通过脊椎手术，使他能够坐起来。
马昆医生所提到的脊骨手术，是一种名为“脊椎植骨固定手术”，这种为病人治疗的方式，早在二战时期便已经成熟，用于骨受伤的一些战士们，使他们能够恢复健康。
虽然可以治疗，但是面临的困难也很大，首先是国内没有做这种手术的医疗条件，就连一些基本的设备也没有，美国的专家代表团建议，可以送到美国去治疗。而且两位美国医生均表示，可以为邓朴方做手术。
可马昆同样表示，邓家人所面临的困难，不是没有医治的手段，而是缺乏费用，这种手术开刀费要20万美元左右，算上后续的费用，逼近50万美元，邓家人根本就凑不出来手术的费用。
图|邓朴方出席北京残奥会圣火采集仪式
马昆医生到美国以后，也尝试联系了一些医院，希望能够为邓朴方免费进行手术，可遗憾的是，虽然当时中美已经建交，可是有很多的渠道尚未打通。所以联络不成。
思来想去，马昆医生想到了，可以尝试联系一下好友，世界著名的脊椎外科大夫
哥登·阿姆斯特朗，时任加拿大渥太华市立医院主任医生。
阿姆斯特朗接到马昆的请求后，当即表示同意为邓朴方做手术，更让人感动的是，阿姆斯特朗决定不要手术费用。
不仅如此，阿姆斯特朗医生还自己请求希望加拿大政府协助，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批准，为邓朴方支付全部的医疗费用。
即便是时隔多年，阿姆斯特朗医生仍然对这件事情记忆深刻，他所深刻的地方，并不是邓朴方深受如此伤残，而是因为
“身为邓小平的儿子，他们居然凑不出亟待救命的医疗费”
。
虽然加拿大负担了邓朴方的医疗费用，可他与护士去加拿大的旅费则要邓家人负担。
邓朴方后来回忆称：
“连那笔旅费也是全家人凑起来的。”
手术的难度并不是一般的大，即便是以阿姆斯特朗大夫的能力，手术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的意外，邓朴方的伤情远远超过他的想象，下了手术台以后，阿姆斯特朗又会同马昆、吴之康等一大批骨科专家一起动了第二场手术。
图|邓朴方与邓楠在寻找老照片中的自己
几经风险，邓朴方顽强地从手术台上下来，前后耗费两个多月的时间，邓朴方才终于恢复了健康。
“为了省钱，他们不住进康复中心，只好搬进了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
阿姆斯特朗大夫后来回忆时说了这样一句话。
经历了重重磨难，使得邓朴方心中更加坚定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在中国建造一个属于国人自己的残疾人康复中心。
邓朴方长时间卧病，一直到1983年，才又重新坐起来。
这一年的3月15日，邓朴方联络了一批残疾人志愿者，正式成立了“中国残疾人康复中心筹备小组”。
邓朴方一开始的设想，也只是建立一个残疾人康复中心，后来深入的做这一工作的时候，邓朴方发现，光是建立一个残疾人康复中心，格局还是太小了。
“残疾人的福利工作，应该推广到全国各个角落。”
图|原任中国残疾人基金会副理事长王鲁光
1984年3月，王鲁光和邓朴方一起，两人联手一起创立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1988年3月11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盲、聋、哑人协会’及‘中国残障人协会’组成‘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在邓朴方、王鲁光的倡导下，中国的残疾人事业迅速的发展，一日千里的发展着，到后来全国每个县，都有了一个残联支会，残疾人的事业被推广到了全国。
1990年12月28日，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残疾人保障法》，把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列入了法律保障。
邓朴方、王鲁光，两人引以为傲的残疾人事业，到这一刻终于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