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琛篆刻纸印，26.7×13.1cm，清
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浙地区自古以来便是人杰地灵的宝地。这里不仅孕育了浙派绘画，浙派篆刻也同样卓绝。而赵之琛作为“西泠八家”之一，不但是该流派的代表人物，其篆刻技法竟然还影响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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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赵之琛？」
想认识赵之琛，首先要对浙派篆刻有一些基本了解。作为我国著名的篆刻流派之一，浙派篆刻最初由书画家、雕刻家丁敬于清朝乾隆年间创立，后由蒋仁、黄易、奚冈、陈鸿寿等人继承，后人故将其称作“西泠八家”。
赵之琛《双清图》，纸本设色，81×35cm，
183
7年而赵之琛作为该流派的代表人物，实则备受争议。喜欢其作品的说他“通两家（陈豫钟、陈鸿寿）之驿，而兼具其美”；不喜欢他的则称之“偭越规矩”、“千篇一律”。
如此两极分化的评价让人不得不好奇，赵之琛究竟是何方神圣？倘若细细讲来，其实与他的家庭、教育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赵之琛《无量寿佛》，纸本设色，
139
×41cm，184
4年赵之琛出身于书香世家。祖父赵贤与丁敬往来甚密，父亲赵辑宁更是与当时的书画篆刻名家均为好友，且经常以鉴赏金石为乐。正是得益于此种书香氤氲的成长环境，赵之琛自幼便耳濡目染，有机会师从诸位先贤。
赵之琛《松石芝寿图》，水墨洒金笺，128×29.5cm，清
但值得注意的是，赵之琛虽然是清朝篆刻家、学者陈豫钟的弟子，但其印刻风格却更多地受到陈鸿寿影响。这一点也从侧面证明了当时的篆刻家大多不会囿于低浅的门派之见，反而推崇相互学习之风。所以赵之琛便可博采众长，在众星中汲取营养。
赵之琛《一路荣华》，纸本设色，
144
×38cm，184
1年优渥的成长环境为赵之琛卓越的篆刻技法提供了沃土，其名声在嘉庆、道光年间后更是备受推崇。其中，他的“切刀之法”最是享誉业内，并有着“章法整稳而内含姿态，刀法滞重而蕴藏轻峻”的美誉。
赵之琛《山花烂漫》，设色洒金笺，
132
×56cm，182
8年不过，如此的高起点却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暗淡下来。有人评论其后期过分追求刀法，忽略了字体的重要性。加之其大量产出应酬之作，作品格局逐渐缩小且趋于僵化，也因此被后人贬为“坏习气”。经过两方观点的激烈对撞，其实不难看出赵之琛的艺术人生其实是“成也刀法，败也刀法”的。
赵之琛《梅竹寿石图》，纸本设色，
180
×46cm，183
7年尽管世人对他的评价各异，但若悉数盘点其人生中的艺术成就，便不难看出赵之琛是该领域造诣极高的“多栖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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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栖艺人”——赵之琛」
如上文所述，赵之琛由于自幼受到多方名师指点，他在篆刻方面的成就自然是不容忽视的。作为“西泠八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其一生中创作的刻印数以万计，是“八家”中作品最多、形式除丁敬外最广泛的一位。
赵之琛《水墨花卉奇石卷》，纸本水墨，25×402cm，
184
9年赵之琛、江介《七十二贤峰草堂书画合璧》，纸本水墨设色，清
此外，赵之琛还对刻印方式与内容进行了创新。因为“西泠六家”之前所作的阔边朱文印大多为字数较少的仿秦印式，字体也更加偏向小篆。而赵之琛之所以选择大篆文风，很大程度是受清朝著名思想家、著作家阮元所撰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的影响。
汤贻汾、汤禄名、赵之琛《恨不读书图》，纸本水墨，16.5×22.8cm×3，清
当时，在其门下的赵之琛奉命参与此书的编撰工作，内容大多为摹写书中古代器皿上的文字。加之当时正值阮元大力推进学书取法的新方式——由帖学转变至碑学，所以他便在这历时三年的著书过程中，有幸触及到了许多古器拓本。也正是这段经历，造就了赵之琛有别于其他浙派诸家的印刻书法风格——金文大篆。
赵之琛《琴书诗画巢》，纸本镜片，105.5×24cm，
184
9年赵之琛《灵台碑》，纸本水墨，29.5×127cm，清
其中，我们还能以印刻字数的多寡，将赵之琛的阔边朱文大篆印粗浅地划分为两类：字体工整的少字印，以及具有创新意味的多字印。
赵之琛《青田石兽钮対章》，青田石，2×2×5.9cm×2，清
其中第一类印刻，其实早在赵之琛之前就有很多浙派艺术家有过些许尝试。他们的创作不管在规模还是书法应用上大多停留在浅尝辄止的阶段。相较少字印，制作技法更为复杂的多字印对赵之琛来说实则更为拿手。
赵之琛《高学治自用寿山石印章》，寿山石，1.4×1.3×3.5cm，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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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类作品在原料选择上有着更大空间。不同形状、材质的石料，为赵之琛开辟了广阔的创作舞台。他的此路篆刻“章法端正，巧中求变……已成为浙派古玺大篆印创作的经典模式”。
赵之琛款高山冻螭钮章
其篆刻创新之二，在于对汉代玉印的模仿。现在看来，赵之琛的汉印创作体现了浙派起伏的刀工。但与此同时又将规整、秀逸等特点合而为一，这种矛盾统一的对立关系其实正是他仿汉玉印的精华所在。
赵之琛《田黄石方印章》，田黄石，1.7×1.7×3.8cm，清
但若说起赵之琛最为偏爱的印刻形式，那还当属图象印，这一点对当今年代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它为后世的图像印作者提供了范式，同时也在该领域做出了超越前人的创新。
赵之琛款端石太狮少狮钮巨印
按照内容与用途来区分，赵之琛的图像印大致可归为以下六类：
1、书简印
赵之琛的这类印章大多刻有鸟、犬、鱼等动物纹样，且每种含义都不尽相同。其中犬的寓意为思乡、怀恋故土；青鸟是信使的代称；而鱼和雁则不同于古代隐喻子孙昌盛的含义，依旧取“鸿书”、“鱼书”中的传信之意。
赵之琛《青鸾黄犬合同印》（左）；《鱼雁印》（中、右）
2、纪事印
由于印章通常只可在方寸间表达艺术，所以利用它作画可谓是难上加难。而赵之琛却可以利用这微小的“画布”，讲述多段不同的故事——人物山水、葬礼现场……且每一幅都能做到具体写实、构图合理。
元代“雁书”印（左）；赵之琛《双鱼印》（右）
3、吉祥印
将祥瑞之物用于篆刻，最早可追溯到秦汉时的吉语印。当时的民众借此祈求生活顺遂，并经常以羊、鹿作为“祥”、“禄”的象征。而在赵之琛的作品中也不乏此类主题。他刀下的羊，形象饱满肥硕；梅花鹿则双角昂扬、身体上弓，警觉之态十分传神。
赵之琛《献堂葬亲图印》（左）；《鹿印》（中）；《羊印》（右）
4、生肖印
顾名思义，生肖印是以十二生肖为原形的图像印，大抵从明朝时起，便有文人开始使用此类印章。赵之琛所作的生肖印有猴、狗、猪三方，其中猪印采用白描手法篆刻，形象憨态可掬。而猴印与狗印则以明暗对比的手法表达，传神且精妙。
赵之琛《猪（肖形）印》、《猴（肖形）印》、《狗（肖形）印》
5、御赐印
御赐印始于明朝，形状多为长方形或椭圆形，图像内容则以成双成对的飞龙走兽为主。双龙（兽）图最初是皇室御赐的象征，后来则逐渐演变为体现隆重、庄严之美的符号语言。
赵之琛《“方云”铜钱形印》（左）、《墨妙斋》（中）、《“云楼手集”印》（右）
6、姓名印
此类刻印是赵之琛现存作品中数量较多的一类，他一方面承袭了前人“二灵”、“四灵”印刻的传统，另一方面则积极创新，加入了许多个性化元素。
赵之琛《篆书七言联》，纸本对联，125×33cm×2，清
所以，正是因为赵之琛高度自觉的创作精神，使他对图像印刻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其次，除了篆刻，赵之琛同样精通书法与绘画。三种艺术形式在他身上完美交融并相互促进，最终使他达到了文人艺术家的新高度。
赵之琛《隶书八言联》，治本对联，
144
×31cm×2，清有人曾说，清代有成就的篆刻家几乎同时身兼书法家，且尤篆书、隶书见长。赵之琛自然也不例外。也许正因为曾为阮元摹写《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使得他对金文大篆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赵之琛《隶书临汉碑》，纸本墨迹，109×33cm，清
当时，赵之琛在生活中有较多的交流应酬，所以其书法作品多为临摹之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不是简单地仿摹，而是加入了自身特色后带有浓烈情感的作品，风格雄迈苍健、富于变化。
赵之琛《隶书七言联》，纸本对联，
135
×23 cm×2，清除篆书外，隶书与楷书在赵之琛的作品中同样不容忽视。从其传世的隶书作品看来，大多数都是对篆刻家黄易作品的碑版拓本，其风格也因此对赵之琛形成了深远影响。而他的楷书作品，则多见于署名题跋之上。
赵之琛《隶书八言联》，纸本对联，162×28cm×2，清
而在绘画方面，赵之琛远师先贤，所绘花朵清新淡雅、虫草鸟兽栩栩如生。加之其晚年笃信佛学，所以存世佛像也不在少数，绘画功力远在其他篆刻家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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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了日本篆刻？」
日本四国民家博物馆藏中国古印玺
在赵之琛的印刻风格盛行江浙的嘉庆、道光时期，正是日本江户、明治两代的更替期。此时的日本印刻界正在经历古典印风由盛转衰的过程，所以亟需新鲜血液改良之前的印刻之法。而这时以赵之琛为代表的浙派印风，引起了一些改革派的注意。
自明治维新后，日本一改闭关锁国的现状，积极与世界展开交流。此前那些崇尚中华文化的日本知识分子，也随着开国的潮流加强了与中国文人的沟通。
其中便有一位名叫篠田芥津的印人，为当时充满变数的日本印坛带来了新风尚。也正是他，在最初学习浙派篆刻时首先接触了赵之琛的作品，而且还在民间留下了一则与之相关的趣闻。
在明治初期，有一本著录浙派诸家印谱的《名人印集》传入日本，热度极高。但很不走运，当时的篠田芥津听闻此书已被人率先抢去，志在必得的他便拜访这位买主，甚至以性命相要，并愿意用项上人头交换印谱。《名人印集》也因此被日本人称作《芥津换首印谱》。
因赵之琛与此书作者林云楼关系甚好，所以书中最为精彩的内容大多是赵氏之作，所以这便是他影响日本篆刻的原因之一。
此外，浙派篆刻能在当时被日本印人接受和喜爱的另一原因，是因为他们普遍缺乏小篆的书法功底而单单注重技巧。而浙派篆刻，或者说赵之琛篆刻对于刀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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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能减轻日本印人在此方面的尴尬。赵之琛《青田石平钮章》，青田石， 2.5×2.5×6.6cm，清
随后，篠田芥津的弟子河井荃庐也在早年间顺其自然地取法赵之琛。不过河井荃庐会被中国观众熟知的直接原因，还是得益于他的另一个身份——海派大师吴昌硕唯一的日本弟子。
赵之琛《昌化鸡血石印章两件》，鸡血石，2.1×1.3×5.5cm；1.7×1.7×3.6cm，清
总之，不论赵之琛后期的艺术创作是否极度“程式化”，亦或是大量作品都是应酬之作，但他在浙派篆刻上的卓越成就始终是不容置疑的。
而且对于日本明治后期的篆刻来说，赵之琛的作品同样有着“基石”般的作用，可以说贯穿了日本篆刻界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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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文/赵子琛][参考文献/《赵之琛篆刻艺术研究》赵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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