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日军在侵华战争中，除了对中国人民的烧、杀、抢、掠种种暴行之外，也加紧了资源掠夺的步伐，尤其对东北这个资源大省，其掠夺的速度已经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为了对中国东北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经济掠夺，日本侵略者在“满洲国”建立实施经济侵略各种机构的同时，又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开发”掠夺计划，这些计划的中心内容是掠夺中国东北的矿产资源，大力发展军事工业，把“满洲国”变成一个大“军火仓库”。
而这些计划是由日本政府、军队和财阀所组成的各种特殊会社来共同承担和实施的。于是大批财团、富商纷纷涌入中国东北，相继设立了满洲轻、重工业会社，满铁会社等各种特殊会社104个，其下属公司达2348家。
而使东北的交通、钢铁、煤炭、石油、电业等能左右东北地区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全部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垄断。
日本人为实现他们的掠夺计划，在征招、诱骗大批老百姓到东北充当劳工的同时，又把大量战俘送往东北，在日本侵略者开办的铁路、矿山、水利及军事工程等作业场中服苦役。
刘建树他们这300多人，就是日本侵略者运送东北几十万战俘劳工中的一部分。
刘建树在闷罐车里被运往东北
刘建树原是河北省南皮县一区区长，1944年6月在敌人的一次扫荡中受伤被捕，先是被关押到石家庄的石门战俘集中营，三个月之后被日军送往东北。
他们300多人被送往东北的途中挤在一节铁皮车厢里，人们连蹲下的空间都没有，只能原地站着。
三天来，车门从未打开过，食物和水一无所有，他们忍受着饥饿、干渴和令人窒息的痛苦。
燥热、干渴，在人们胸口如同堵着一团棉花，憋闷得难受，身上像着了火似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干渴使人们发了疯，有的人咬破了手指，贪婪地吸吮着自己的鲜血。
火车在慢吞吞地行进，死亡在一步步地逼近。当第三天的晨曦透过窄小的车窗射进来时，已有6具尸体直挺挺地“站”在那里。这些经历了集中营中的酷刑、瘟疫、饥饿、苦役而幸存下来的人们，如今却又惨死在这运往劳动地的途中。
日本人运送战俘劳工，大都是用闷罐车押送的，人们称这闷罐车为铁棺材，名副其实！
1941年7月，日军在博爱县抓壮丁6000多名，经道清铁路转平汉路北运，日军为防止壮丁逃跑，数日不开车门，不给吃喝，运至保定已被蒸闷死1000余人。
经过四天四夜的煎熬，第五天早晨，火车终于缓缓地停在了抚顺站。在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和矿警的监视下，车门被打开了，一股热浪卷着臭气冲了出去， 开门的日本兵不由后退了两步。
“快快地，快快地！”日本兵吼叫着。
然而，有许多人已不能自己走下车来，他们已精疲力尽，奄奄一息，有的腿脚肿得失去了知觉。凶残的日本兵把他们一个个推下了火车。
列队、搜查之后，又被押上抚顺炭矿老虎台采矿所的卡车。
一下车，“迎接”他们的是满天的乌鸦，荒凉的山岗，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和提着木棒的矿警。刘建树他们被赶进了四周布满铁丝网和电网的低矮的劳工房里。
又是一座集中营！
刘建树他们刚进劳工房，就有矿警抱来了老虎台矿的专用劳工服——黑色更生布衣。 在这些衣服的背上，画着一个圆圈，圆圈内写有一个大大的、十分显眼的白色的“特”字。这是区别于普通劳工的标记。
在抚顺炭矿，劳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从各地招募、诱骗、抓捕来的老百姓，称为普通工人；一是从各地集中营押送来的战俘，称为特殊工人。
抚顺炭矿是使用特殊工人最多的煤矿之一。据当时任抚顺伪警察局长的柏叶勇交代：“在这里服过苦役的战俘劳工有四万多人。”
矿区内劳工的血泪史
为了便于管理，日军把特殊工人编成中队，中队下设小队，中、小队长是日本人指定的，由特殊工人中那些原来的军官和有影响的人物担任。
刘建树他们五十个人被编为一小队，住在十八号劳工房。这里和石门集中营没有多大区别，黑暗潮湿的劳工房里，两溜土坯通炕，有的地方土坯塌陷下去，炕面上坑坑洼准，凹凸不平，上面扔着几块破席片。在石门集中营发给的一床薄薄的小棉被，如今既当褥子又当被子，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
第二天凌晨3点半，炕长准时把大家叫醒。在这里，每个劳工房都有一名“炕长”，名义上管理劳工房的内务，实际上是日本人安插的密探，专门监视特殊工人的言行和动向。大家背地里称炕长为“爪子”。
早饭每人一碗高粱面粥，一个窝头。窝头是橡子面掺豆腐渣做成的，拿在手里就散，需两只手捧着吃，又苦又涩。
刚吃完早饭，厨房里又喊：“领午饭了！”
“领午饭？”刘建树纳闷儿。
“午饭是在矿井里吃的。”有人说道。
午饭是每人两个高梁面窝头，又黑又硬。刘建树拿在手里，看看身上连个兜子也没有，不知道该往哪儿放。这时一个人看到他为难的样子，递给他一截铁丝，又撩开自己的衣服让他看了看。刘建树学着他的样子，把两个窝头一对，用铁丝穿起来，系在了自己的腰带上。
5点接班，4点钟他们就在日本兵和矿警的押送下出发了，一路上不许抬头，不许说话，只有脚步声。
他们这五十个人，每十个人一个小组，分别有五个老工人带领。矿上的老规矩，每当一批新矿工到来之后，都要派老工人带班一个月，这一个月是新矿工的学徒期。
刘建树跟着一个叫吴世增的老工人干活。说是老工人，只是因为他在矿上时间长而已，其实这个吴师傅看起来也就是四十岁出头，他身材高大，性格也很豪爽，只是人已瘦得只剩下了皮和骨头。
刘建树被分派装车，一锹煤有十几斤，一锹接着一锹，累得他胳膊发酸，手腕子拧断了似的，但不能直腰也不能停下来，因为监工的就在身后，只要看到谁停下来，棍子、镐把随时会敲到你头上，轻者头破血流，重者当场丧命。
好容易熬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大家听到吃饭的命令，立时把工具一扔，一个个瘫倒在煤堆上。
刘建树斜倚在那儿，眼不想睁，头不想抬，虽然肚子里咕咕直叫，可累得连饭也不想吃了。
吴师傅看了看大家，然后挪到刘建树身边，关切地说：“怎么样，吃不消了吧？”
刘建树没有答话，抬起头来四下里瞅了啾，吴师傅明白了他的意思，笑了笑说：
“到咱们吃饭的时候，监工也升井吃饭了，这时候没人来管我们。吃饭吧，不吃饭午后怎么干活啊！”说着吴师傅掏出了那两个窝头：“这个吃了才饿得慢一些。”
“吴师傅，听口音你好像是山东人，怎么到这里来的？”刘建树问道。
吴世增叹了口气说道：
“我是被骗来的。1940年我们临朐一带闹旱灾，那年秋天人们把树皮、草根都挖光了。正在人们走投无路的时候，老虎台矿的人到我们那儿去招工，说到这里大米白面随便吃，还能月月开工资，带家眷的给安家费，不带家眷的现在就发钱给家里用。当时我父亲正闹病，家里又揭不开锅，正等着钱用，我就报了名，当时给了20块钱。我们村报名的有二十三个人，第二天，我们就被装进了开往东北的闷罐子车里。到了这里一看，我们才知道受了骗，可已经晚了，身无分文，回是回不去的。”
“我们村一块儿来的这二十三个人，如今已经有二十个人把命扔在了这里，活着的只有吴世信、马树根我们三个人了。”
吴世增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凄凉，他叹了口气，又说道：“吃煤矿这碗饭，真是拿命换，难啊！”
“听说煤矿死的人很多？”刘建树问道。
“多，海了！”吴世增一边用铁锹接顶棚上淋下来的水，一边说道。
“1941年3月，咱们这个矿三段六号煤洞内就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当时洞中气温高达三十多度，压力很大，工人们都感觉呼吸困难，干活一丝不挂都受不了，随时都有瓦斯爆炸的危险。工人们要求停止掘进，但日本人哪管咱工人的死活，大家的要求遭到了蛮横的拒绝，日本人用枪托、皮鞭逼着工人进洞干活。结果，由于井下电缆外皮脱落，造成漏电，引起了瓦斯爆炸，继而又引起煤尘爆炸，死伤矿工五百多人，其中三百多人死亡，和我一同来的就有三个人死在这次事故中。”
“要说瓦斯爆炸，在矿井里时常发生。听人说抚顺井工三矿从1935年至今就发生瓦斯爆炸四十多起，得多少矿工被烧死在里面啊！这只是一个矿就发生了这么多起爆炸事故，抚顺炭矿总局下边几十个采炭所，那么多的矿井，光瓦斯爆炸就得死多少人啊！这抚顺炭矿只是全东北八大煤矿之一，那么全东北的煤矿死于这一恶性事故中的矿工究竟有多少，谁又能说得清呢？”
“更可恨的是，井下发生瓦斯爆炸后，日本人竟以保护煤田为由，堵死井口，有的工人本已跑到井口下边，日本人却不管他们的呼喊求救，全部封死在里面。据说1942年9月，辽源泰售一坑发生瓦斯爆炸，继而引起煤尘爆炸，井口冲出的黑色巨大烟柱直达天空，地面浮灰有二十多厘米厚。事故发生后，日本人为防止大火蔓延，在全副武装的军警包围下，强行封闭了井口，六百多名矿工全部被烧死在里面。”
“除了瓦斯爆炸，井下经常发生的还有冒顶、片帮等恶性事故。日本人为了节省坑木，在井下实行大面积空顶作业。看看这上边，既不打顶板，也不架立柱，所以冒顶事故经常发生。一次，矿工们干着干着活，突然头顶上的煤唰唰地往下掉，他们预感到要冒顶，赶紧退了出来，谁知正碰上‘溜场子’的日本人。这个日本鬼子指着矿工们骂道：‘你们不干活，良心大大的坏了！’工人们苦苦哀求：‘顶板要冒落了，里边很危险！’但鬼子哪管危险不危险，他们要的是煤，而不是工人的命，他一边抡起手中的木棍向矿工们的头上、身上乱打，一边骂道：‘什么冒顶，死了死了的没关系！’一边把矿工们赶了回去。矿工们刚被赶进去，只听‘轰’地一声，顶板冒落了，五十多个矿工全被砸死在里面。你们刚来没见着，冒顶就是几千车石头煤块落下来，把人活活砸死在里面。我们矿工的命啊，在日本人看来还不如一根枕木值钱！”
说到这儿，吴世增停了下来，端起铁锹，把接的顶板上的水喝了几口，又把铁锹递给刘建树：“喝几口吧老弟，脏也得喝，我们还得活命啊！”
刘建树接过去，看了看这黑乎乎的墨汁似的黑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
日本人怕工人们偷懒，规定每人平均出18吨煤。工人们在下边是联合作业，每个小组十个人，一天必须出够180吨煤。每出一车煤，监工就发一个小牌，一直拿够数后，这个小组的工人才能下班升井，但这180吨煤的任务是很难完成的。
即使这么干，日本人还嫌干得少，又搞起了“努力出炭月”。日本兵、矿警、工头、监工全体出动，拿着皮鞭，提着镐把，在井下乱窜，谁要是直直腰喘口气被他们看见，就用皮鞭、镐把乱抽乱打。
自从搞"努力出炭”以来，出煤定额越来越高，从原来的每班出煤180吨提高到240吨，矿工们的工作时间由原来的每班十二三个小时增加到十七八个小时，后来又提高到300吨，完不成定额不准升井。
一天刘建树他们这个组已经连续干了二十个小时，还没有完成当天的出煤量，“看来今天又不能升井了。”刘建树在想，他们已经连续干了四天四夜了，每天只有两个小时在井里睡觉的时间。
和刘建树一块儿装车的李铁魁已累得抬不起胳膊端不起锹，装着装着车，突然两腿发软，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刘建树赶紧上前探了探鼻息，已经断气了，李铁魁这个原本强壮的汉子被活活累死了。
自从日军把出煤的定额从每人18吨提升到30吨后，所有人几乎是日夜不休连轴干活，这种被活活累死的情况每天都在发生，谁也不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下了井之后还能不能活着出井。
刘建树后来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经历，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结语
而刘建树所经历的苦难只是众多劳工中的一个缩影，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37年到1945年，仅从华北地区强掠到东北去的劳工就达673万多人，其中像刘建树这样的战俘劳工就有几十万。
而这些劳工大多被埋葬在了东北的黑土地上，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侥幸存活下来的人寥寥无几，即使活着回来，也大多落下了终身残疾，例如尘肺病、风湿病以及被日军殴打致残等等。
东北劳工的血泪史，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难史。
回顾历史，并不是揭开我们内心的伤疤，更不是为了激起仇恨。历史带给我们的应该是更多的思考。
以史为鉴、放眼未来，如何避免历史悲剧的再次重演，才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思考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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